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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法律规范下，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放弃直接的银行监管职能，必须运用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信贷规模与结构。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以工业化、开放化和市场化为主题的经济结构转型时期，2004年中国稳健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背景是，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不完全市场化的微观金融基础。由于道德风险原因，不仅在商业银行的微观经营层面上，需要以差别化的信贷配给作为利率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的补充，而且在金融体系的宏观调控层面上，需要以差别化的资本充足率补充利率机制的经济稳定功能，以其作为替代利率管制的必要金融限制措施。在对商业银行的差别化资本充足率要求与对商业银行的差别化利率要求间，存在具体政策置换关系。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再贷款利率浮息制度和对商业银行信贷进行窗口指导时，采取差别化的利率管理方式，特别是针对金融主体和金融行为的资本充足率差异性设计了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再贷款利率条件。这样，在差别化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短期内无法充分满足的现实情形下，以选择性的货币供应行为与不完全的金融市场结构和不完善的金融企业制度互补，完成货币资产和信贷资产的有效定价，较为成功地协调了利率杠杆的政策传导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
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态势无疑是极其复杂多变的，以错综的现象和全新的问题考验货币当局的理论分析能力和政治决策能力。不过，所谓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国内平衡目标与维护汇率稳定的国际平衡目标间货币政策重心面临的选择，却是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的伪命题。正是由于利率尚未自由化，价格调整性质的利率政策与数量调整性质的信贷规模政策在相当范围内是相互独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抑制通货膨胀，并且维持国内名义利率水平的相对稳定，通过减少国际资本流入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即期市场压力，最终形成包含紧缩性的信贷政策、相对宽松的利率政策与基本稳定的汇率政策的稳健货币政策体系，维护人民币价值的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促进了国内平衡目标与国际平衡目标的同时实现。可以设想的是，假若以保持真实利率正水平为准则，跟踪国内通货膨胀率上调国内名义利率。其可能的结果是，一方面，较高的国内名义利率水平将与紧缩性的信贷政策耦合而强化其国内需求紧缩效应，并且有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现行企业制度下，较高的国内名义利率水平即使无法启动利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将通过增加生产成本减少有效总供给，其过度的需求紧缩效应以及可能的滞胀效应会背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和“软着陆”性质要求。另外，高利率政策以及相应的高汇率政策也与中国资本深化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相容。
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目标
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面临着相当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和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将长期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在供给能力。按经济增长要素分阶段核算，2004～2010年间中国潜在GDP年均增长速度在8.65%～8.76%间，2011～2015年间中国潜在GDP年均增长速度在7.56%～8.03%间，2016～2020年间中国潜在GDP年均增长速度在6.93%～7.42%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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